虽然代孕行为在我国明令禁止，但是在需求的推动以及巨额报酬的诱惑下，客户、中介、代孕妈妈、地下机构、医生都选择了铤而走险，进而加入到这组生产婴儿的工序中，成为利益链条上的一环。

“我现在可以将一些病友介绍到广州的一家实验室，一人收取中介费2万元，用来补贴我雇用代妈的开支。”

兆丽是一名来自中部某省的不孕症患者，她所说的实验室，指的是开展试管婴儿手术的地下机构，这也是实现试管代孕的关键一环。

不久前，兆丽就通过这家机构成功地将自己和丈夫的胚胎移植到代孕妈妈的子宫里，“胚胎的着床情况很好，如今胚胎在代孕妈妈的子宫里已经有胎心和胎芽了。”兆丽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这意味着试管婴儿手术很成功，只要不出意外，通过代孕妈妈10个月的孕育，兆丽和她丈夫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随后，兆丽却有了自己的想法：谋求从“客户”到“中介”的身份转变。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功说服该实验室负责人，同意接收由她带来的客户。

这种想法源于她寻找中介的经历。去年，为了找到一家做试管婴儿手术成功率高的地下机构，她给中介支付了5万元中介费，她由此发现，“代孕”衍生出来的行业都很挣钱，而中介的付出和收益最不成正比，“钱来得特别快。”

据兆丽介绍，在寻求通过代孕方式获得属于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和她一样的“病人”，摇身一变成为中介，甚至地下机构的投资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即使在国家严厉打击的情况下，需求仍是客观存在的。”

兆丽的说法不无道理，多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表示，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太大，其中至少有三家表示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28%左右。虽然无法进行统计，对于每年通过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一名业内人士估计在5000到1万人以上。一名在这个行业从业8年的中介更是透露，目前，仅活跃在代孕市场上的大小中介公司就有1000家左右。

虽然代孕行为在我国明令禁止，但是在需求的推动以及巨额报酬的诱惑下，客户、中介、代孕妈妈、地下机构、医生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加入到这组生产婴儿的工序中，成为利益链条上的一环。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国家对代孕中介网站的取缔，代孕中介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熟人间的介绍和网络间以试管婴儿、代孕为名的聊天群，逐渐成为提供个人与个人合作、个人与地下机构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代孕，继续以各种形式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无奈的选择

5月份，兆丽向供职单位请了长假，成为一名专门陪护代孕妈妈的“保姆”，对于她来说，保证代孕妈妈的安全和孩子的健康，成为时下最重要的事情。

同时，她并不想让身边的人知道她正在通过代孕的方式来要孩子，因此，请长假则是为了掩人耳目。

2013年，兆丽就开始走上了寻求代孕之路，这对于她来说更多的是无奈之举。从2008年开始，兆丽就在国内的一家三甲医院做试管婴儿手术，“我本来是想自己怀的，但是5年里，胚胎移植手术每年都做，就是不成功，胚胎着不了床。”根据医院给出的诊断显示，由于兆丽的子宫内有一块疤痕，导致胚胎在子宫内无法着床。

2013年，经过该医院做胚胎移植手术的医生点拨，她和丈夫才想到了通过代孕的方式要孩子，“医生都已经同意将冻在医院里的胚胎偷偷地拿出来，因为我都不敢再做移植手术了，精神压力太大了，（胚胎）着不了床的那种痛苦只有病人自己能体会，他们看我也挺不容易的，就建议说，你们去联系一家黑市上的机构找一个‘代妈’做代孕吧，我们可以将你们的胚胎帮你弄出去。”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门可以吊销参与代孕的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行医资格和执照，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兆丽怕给医生添麻烦，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这两年时间里，仅中介兆丽就考察了50多家。2015年，兆丽终于在中介的推荐下，认可了广州的一家地下机构，签订合同、体检、打降调、促排、取精卵这些步骤很快就开始了。

由于需要自己找代孕妈妈，取卵结束后，兆丽在网络上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代妈群”物色合适的代孕对象，经过两个月的观察与对“代妈”身体的评估，今年4月份，胚胎移植手术成功进行。

手术成功后，兆丽将代孕妈妈接到她所在的城市生活，在一家妇幼医院旁边，租了一套房子，专门供代孕妈妈居住。另一方面，为迎接孩子的到来，她和丈夫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关系，我们已经把准生证拿到手，让代妈能够在我们市最好的妇幼保健医院里顺利地进档，最后能够顺利地生下来，并以我们的名义把孩子的户口上上去。”

如今，兆丽每个月需要给“代妈”支付3000元的工资，由于已经成功怀孕，兆丽先给“代妈”支付了2万元的补偿，剩余的将分期支付。

兆丽和代孕妈妈签订的合同显示，除了需要支付10个月的工资、医药费和伙食营养费之外，兆丽还需要支付给代妈纯补偿20万，孩子顺产的话额外补偿2万元，剖腹产的话则补偿5万元。兆丽估算了一下，加上之前做移植手术花费了8.5万元，一共需要接近50万元的开支。

据记者调查发现，而兆丽所支付的费用并不算高，如果代妈托管给代孕服务公司的话，每个月则需要再多支付1.2万元到1.7万元不等的费用。

一名自称叫曹捍清的中介，向记者介绍，他所在的公司坐落在广州白云区南方医院附近，公司为客户提供各种套餐服务，其中主要分4个套餐，价钱也从20万元到95万元不等。

曹捍清表示，其公司成立已经8年，有代妈统一的生活区域，有专门的后勤管理部门，有长期合作的医院和自己设备完善的实验室，并向记者承诺，只要记者出示结婚证以及体检报告就可以安排考察。

多种代孕形式

像兆丽一样，将“代妈”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一起生活，是很多客户的做法。“这是我自己找的‘代妈’，如果是由代孕服务公司提供的‘代妈’还需要交2万元的介绍费。”兆丽说。

曹捍清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其公司有规定，如果选择性别则不允许将“代妈”接走，只能由公司统一管理。

一名在地下机构从事过胚胎移植手术的医生洪雷告诉记者，选性别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忽悠客户的，这些中介服务机构会提出加3到5万元不等的价钱，就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他们称会从胚胎里抽取一个细胞进行鉴定，如果要男孩的话就只移植男孩的胚胎，如果要女孩的话就只移植女孩的胚胎。”

洪雷发现，一些代孕服务公司决定婴儿性别的办法更多是采取打胎的方式，“不管胚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先进行胚胎移植手术，40天后抽血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了，如果想要男孩，发现是女孩的话就想办法让‘代妈’将胎儿打掉。”由此可见，一些代孕服务公司不让客户将“代妈”接走，或许更多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

对于“代妈”的来源，曹捍清告诉记者，其接触的大多数“代妈”都是来自农村的，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家里人是知道的。记者向多家代孕服务中介机构了解，证实了曹捍清的说法，“这样就省去了后期出现的不必要麻烦。”

但是，现实中，大多数“代妈”并不希望被家里人知道。23岁的廖红是来自江西农村的一名两岁孩子的母亲，在朋友那里听说代孕很来钱，今年2月份开始，就瞒着家里人计划到北京寻找需要代孕服务的客户，但是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客户，她只能选择先回家。

同时，由于试管代孕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许多有代孕需求的人则选择了人工代孕或者自然代孕。

据一名愿意提供代孕服务的女士介绍，自然代孕是和客户直接通过身体接触受孕，人工代孕则不用通过身体接触到医院将精子输送到子宫内就行。

在一个1000多人的“个人代妈QQ群”里，记者发现，每天都有大量的代孕信息，“代妈”和客户、中介则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合作。兆丽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她所找的“代妈”也是在QQ群上找的，这样省去中间环节会省下不少钱。

QQ群里同样充斥着卖卵的信息，一名中介称，取一次卵总共需要花费5万元。

记者还发现，这个群里的“代妈”的纯补偿要价都在20万元左右，而对于有性别要求的则要价26万元左右。但是，许多“代妈”只接受人工代孕或者自然代孕，一名“代妈”道出她们的苦衷，“试管代孕的成功率太低了。”

洪雷也证实，国内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大概在30%到40%左右，对于一些中介机构宣传的成功率可以达到80%左右是不可信的。

此外，为了回避国内的风险，一些代孕机构会将代孕母亲送去曼谷进行胚胎移植，回国后“代妈们”会在整个孕产期间避开家人隐秘地生活。

而北京一家提供代孕中介服务的机构则表示，他们主要做在泰国的代孕，“代妈”也需要用泰国的代妈，“孩子出生之后，你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然后拿着鉴定报告到大使馆开证明，就可以从泰国境内把你的孩子抱走了，就跟赴美生子差不多，回国后只能通过司法鉴定上户口。”对于孩子出生后怎么办，该服务机构的一名员工支招说。

神秘的实验室

在整个代孕链条上，实验室处于最保密的状态，它承担着取卵、胚胎培育、胚胎移植等功能，甚至连中介都不会获知实验室的具体位置。

“能接触到实验室的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取卵的客户，第二种是做移植手术的代孕妈妈，第三种是医生。”洪雷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而实验室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没有哪个记者会把自己当做病人去打那么多针吧？没有哪个病人会冒充代妈，去打那么多针然后去移植，实验室的医生都是高薪养着的，手术成功还给红包，医生举报的话，他只要到医院举报医生，医生公职就没有了。”洪雷说。

兆丽依然记得当天被带去取卵时的情景，“他们把我眼睛蒙上，把我身上的两个手机都收走，就这样把我拉出去了，不允许有人跟着我，我当时担心如果他们把我拉出去取掉我一个肾脏怎么办？”

而对于曹捍清承诺带记者考察的情况，洪雷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去考察的地方最多也就是合作专科医院的B超室，一个打针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和这些医院串通好的，“这是任何一个诊所都能够办到的事情，中介就是忽悠你的，至于实验室是不可能让你参观的。”

在洪雷看来，实验室需要一套自我保护的措施，如果被查封的话，设备被没收了，他们可以花点钱疏通一下关系，再把设备要回来，但是胚胎被没收的话就没法跟客户交代了，“因为很多客户都是将冷冻的胚胎存放在实验室的，并不是马上进行移植。”

一名知情人士也透露，实验室一般都和当地相关部门有一定的关系，查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据洪雷介绍，实验室里的医生报酬非常高，除了被实验室高薪养着外，做成功一例手术还会获得丰厚的报酬。“所以从定方案，到取卵，到最后的移植，医生都会尽心尽力。”

而黑市上的试管婴儿成功率比较高，除了医生可以拿高薪之外，兆丽也认为被植入胚胎对象的心理素质也很重要，“对于病人压力很大，但是‘代妈’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即使不成功也有补偿，只是钱少了点儿，‘代妈’的心情是跟客户的心情无法相提并论的，她的心情是很愉快，这也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兆丽说。

“当然比较大的实验室的成功率就会比较高。”洪雷说，由于代孕行业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代孕市场也极度混乱，很多代孕服务中介公司更是趁着代孕行业的隐秘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大发病人的横财，“有的中介为了利益最大化可能把你带到一个一般的专科医院里去，找一个草根医生，卵给你取了，胚胎也给你培养了，反正他也不包成功，找一个地方随随便便就给你做了。”

据洪雷介绍和记者向多家代孕服务中介公司求证，目前这种比较大的实验室在全国只有5家，“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武汉、郑州、上海等城市，其中，深圳的实验室和郑州的实验室有合作关系，如果郑州的成功率比较低，深圳这边会派医生过去。”

对于国家严打代孕行为，洪雷表示，主要对网站中介有影响，对实验室影响不大。据他介绍，他所供职过的一个实验室，每个月维持基本开支就要四五十万元，“医生不做移植手术你不可能不给他工资吧，他们还有上千万的设备贷款需要还。”

“我在实验室取卵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病友。”兆丽说。洪雷还透露，实验室的医生有的是从医院出来的，还有的是在医院的，有手术的时候就参与进来，“我认识一个北京某大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改名换姓之后就出现在深圳这边的实验室了。”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兆丽、洪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