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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预料在DNA鉴定所会发生什么。入行18年，邓姐见过形形色色的案子，看遍了人生百态。

故事的展开像是一团迷雾，有时甚至能够蒙骗过所有人。真假难以通过争论辨认，只有证据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亲子鉴定这个行为本身，到底伤害了谁，又亏欠了谁，人们依旧争论不休。又或者说，人们对于家庭、亲情的理解本就是复杂的，可能很严格，也可能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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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NA鉴定所，一条默认的规则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同睡一张床的夫妻，可能也并不了解对方曾经干过什么。

在这里，诸如爷爷睡了孙媳妇，富商成为“回头客”的情节，因为发生过太多，甚至无法被称为奇遇。

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会骗人，贤惠体贴的家庭妇女会说谎，唯一可能指向诚实的，只有存放在鉴定所两个大冰柜里的样本。

真相究竟如何？鉴定师们能让它们开口说话。

总的来说，没人能预料这里会发生什么。

小部分故事伴随着失控展开。

在三楼朝阳的会议室，一对夫妻曾在这里大打出手。男人的钱包、手机、银行卡相继被女人丢到窗外。据说他10多年来对外宣称自己单身，事业有成之后，在外面又找了一个。

与此同时，他10来岁的孩子神情淡定地坐在旁边，观看父母打架。

同样在这间会议室，刚给小三付完鉴定费的原配妻子，转头冲向没有防护栏的窗口，幸好亲生儿子眼疾手快，最后把她拦了下来。

也有些人因为过于坦然，反倒看来有些惊悚。

一位怀孕16周以上的女人，曾同时带着4个男人来做DNA鉴定，比对谁才是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4个男人站在一旁，热络聊天，互递名片。

要是忽略一旁暗自惊叹的鉴定师，场面简直和谐得诡异。

结果出来，4人和女人腹中胎儿都没有血缘关系，女人松了口气，愉快地离开。

存放在冰柜里的样本

中正司法鉴定所位于北京顺义区空港科技创业园中的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每天都有怀着血缘困惑的人来这里一探究竟。

他们的外表看起来与你在地铁上、大街上、沙县小吃店里会遇到的普通人并无区别，人生经历的狗血程度却能和电视剧的八点档比较一番。

鉴定所的客流量，通常在学生寒暑假和大年初七达到巅峰，高出淡季百分之二十几，据说酒精、吹牛和聚会往往是一切怀疑的开端。

除了顾客，抱着猎奇心态前来探访的媒体也络绎不绝。在新闻报道中，写作者们最爱用的一个标签叫做“婚姻粉碎机”。

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要镇住这样一家DNA鉴定所，必然得有个撑得起场面的老板。

邓姐本名邓亚军，个子不高，留着一头干练短发，脸上常年带着淡妆，不太能看出年龄。

上世纪90年代，她在西安当过法医，切过尸体，破过大案。后来回到学校深造，拿到了法医学博士，毕业后进了DNA鉴定所。

入行18年，邓姐见过形形色色的案子。

最具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发生在10多年前。当时邓姐帮无锡的一场“寻亲会”做公益检测，她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带着她和父亲的血样过来做鉴定。

据说她母亲怀孕时，父亲已经做过结扎，怎么都不肯相信孩子是自己的，还把母亲撵出了家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DNA鉴定技术还没有出现，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证明女人的身份。母亲独自把她生下，最终在她十几岁时郁郁而终。

40多年来，女人在邻里“野孩子”的指点声中长大，度过了不被任何人承认的前半生。

终于她拥有了一个证明自己是谁的机会。几天后，鉴定师打电话告诉女人结果时，这个40多岁的女人在电话那头哭了出来。

她活了40多年，被父亲赶出家门40多年，而后终于拿到了一个确定的结果：存在亲子关系。

邓姐说：“这就是一个现代版《雷雨》的故事。”

邓姐的鉴定所每年接到的案子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在1700—10000左右的数量区间波动。

许多故事发生的契机非常简单，孩子需要落户、需要补开医学证明、需要确定谁来支付抚养费，但最终的真相往往会引出一系列惊人秘密。

邓姐常接到法院委托的案子，帮忙确定亲子关系。曾有一家四口来找她做鉴定：父亲、女儿、儿子，和女儿生的孩子。

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讲述中，他们需要确定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来判定谁给女儿的孩子支付抚养费。

邓姐乍一听蒙了：“父亲是谁，你带来了吗？”

一个更让她震惊的回答接在后面：“要么是她弟弟，要么是她爸爸。”

最终，鉴定结果出来，小孩的亲生父亲是他姥爷。讲述时，怕这些人关系太绕，邓姐又解释了一句：“他该管他姥爷叫爸爸，管他舅舅叫哥哥。”

也有些故事，无关法律流程，无关金钱利益，人们来做DNA鉴定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吃力不讨好的情况总在发生，在动物亲缘鉴定中尤为常见。

邓姐去山西的小山沟里做过牛的案子，通过DNA比对，判断村民家的牛到底是不是从别人家偷的，出诊费和鉴定费加起来将近一万，甚至超过了这头牛的价格。

但他们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真相永远高于性价比。

鉴定所用于实验的血样

真相是鉴定师的职业坚守，它为迷离的故事写下确定的答案，但有时也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前些年，产前无创鉴定技术还没有普及，孕妇给胎儿做亲子鉴定通常需要抽羊水，而这大约会有1%的流产风险。

寻常夫妇中，很少有人愿意冒险，但邓姐遇到过一个坚持要抽羊水做鉴定的女人。

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少精症患者。她怀孕后，全家人都不相信胎儿是自家的，认为女人出轨了，对她百般苛责。她心里气不过，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家人看到真相。

最终的鉴定结果证明了她的清白，孩子是老公亲生的。

丈夫一家转过头开始弥补，但是女人坚持向法院申请了离婚诉讼。邓姐能够理解女人的选择，“孩子是他们家的，他们才突然对她好了，她不接受”。

有时候，邓姐也说不清楚有些人为什么要来做鉴定。

故事的展开像是一团迷雾，有时甚至能够蒙骗过所有人。真假难以通过争论辨认，只有证据能给出确定的回答。

邓姐遇到过一家五口人来找她做鉴定。爷爷带着奶奶、儿子、儿媳妇和孙子，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倒汽车，再倒地铁，来到鉴定所。

最年长的老头子主动和邓姐提起他们家的故事，老人家看起来挺有文化，条理清晰地给鉴定师们讲，他们一家人，除了他和孙子，其他人看起来都“不太聪明”，村里人就造谣他孙子是他跟儿媳妇生的。

他说自己气不过，要拿着鉴定报告回去，告诉村民们别再乱传了。

老爷子说得义愤填膺，接案的工作人员都在感慨，这个老爷子特别不容易，不远万里，带着这样的一家老小，只为了给自己一个清白。

但结果出来以后，所有人都傻眼了，“他孙子就是他儿子”。

电话通知老爷子结果的时候，他依旧很平静，不慌不恼，他清楚自己撒了谎。本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证明自己根本不清白。

后来这个故事成了鉴定所的经典案例，总被拿来给新来的鉴定师们讲，“谁说的任何话都不能相信，我们只相信最终的证据” 。

DNA提取室

现阶段的DNA鉴定，通过基因多态性将亲子间的数据匹配到极致，伴有双人复核及样本比对等多重纠错机制，准确率通常无限接近10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可最终的结果。

有些人反反复复求一个不可能的真相。曾有一家三口专门来找邓姐做鉴定，孩子已经20多岁了。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在上海、北京、南京的鉴定机构做过亲子鉴定，结果都显示，这孩子就是父母亲生的。

但母亲始终不信，据说她当年被人性侵过，脑子慢慢地变得有些糊涂，她坚定地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

亲子鉴定成为执念的依托，成为心底的疙瘩，无法解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继续。

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教师，整整6年时间，每年都给邓姐写信，问她怎样才能证明儿子是自己的。这位教师已经找过很多机构做鉴定，结果都显示“不支持”。

他也拿着结果问过老婆很多次，他老婆说，这孩子就是他的。

用于DNA提取的恒温金属浴

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只要做出来的结果不满意，他们就不肯相信”。

确定的结果无非给他们打上又一个问号，愤怒或迷茫紧随其后，但最终，他们还会继续寻找答案——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答案。

2006年，陕西的电视台专门录制了一档晚间节目，请专家来辩论应不应该做亲子鉴定。

和邓姐一起的还有个律师，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维护父亲的知情权。

对面反对方的一位心理老师，直到节目结束，回到休息室里，还在指责他们，觉得亲子鉴定伤害了母亲的尊严。

至于一个不如人意的结果，或者亲子鉴定这个行为本身，到底伤害了谁，又亏欠了谁，人们依旧争论不休。

又或者说，人们对于家庭、亲情的理解本就是复杂的，可能很严格，也可能很宽容。

曾有人拿到结果后和孩子反目。结果出来前，父亲还在心疼孩子要抽血，给他准备了一大兜零食拎在手边。拿到结果，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立马变了脸色。

用于做实验的头发样本

但也有些结果，被知晓，被刻意隐藏。

曾有一位父亲带着16岁的儿子来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他选择把数据结果保留在鉴定所，藏起这个秘密，一如既往把孩子当作亲生。

这样的男人邓姐见过不止一两个，“首先选择的是保护孩子，其次尽量不让自己的老婆知晓，尽量不破坏自己的家庭”。

接受并不是个容易的过程。真诚付出的结局，除了面对背叛，还要接受背叛，原谅背叛。

邓姐说：“可能这就是人生百态，婚姻它能包容的东西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