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精神痛苦来源于妻子的不忠行为，而非第三人，对于丈夫向第三者索要精神损失费的诉求不予支持。”

湖南浏阳的男子董某，在2008年与妻子汤某相识，2012年结婚，当年10月生育一子。

2018年开始，二人两地分居，董某在广州打工，汤某在湖南株洲一足浴店打工。

期间，汤某与足浴店的另一名男性务工人员朱某同居，对朱某隐瞒了已婚已育的情况，还跟着朱某回过老家。而这一切都瞒着董某。

2020年汤某怀孕，6月回到广州和丈夫董某生活，7个月后生下一子。董某对孩子心存怀疑，便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证实非董某亲生。2021年3月，汤某带着孩子到株洲做亲子鉴定，证实是朱某的孩子。

2021年6月，董某向株洲市天元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朱某重婚罪。董某认为朱某明知汤某是已婚妇女，仍然以夫妻名义与汤某同居，属于重婚行为。

而朱某则辩称，汤某并未告知其已婚已育，并且还跟自己回家见过家长，收过父母红包，自己一直以为汤某未婚，所以才与其交往的。

构不构成重婚，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重婚。按照刑法规定，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构成重婚。

要追究朱某重婚刑责，就要证明他明知道汤某已结婚，仍然与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事实婚姻）。

对此，董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朱某是明知而为之。而朱某的答辩则证实其并不知道汤某已婚：一是与汤某一直是以男女朋友相处，不知晓已婚情况；二是自己还带着汤某见父母，是奔着结婚与汤某相处的，自己也是受害者。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董某不能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举证证明。故驳回了董某的刑事自诉。之后董某又再次上诉，亦被驳回。

眼看追究朱某刑事责任的目的落空，董某心中怨气难消，不能追究刑责，那自己为他人儿子花费的钱得追回来。于是在2021年7月20日，董某再次以朱某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朱某支付汤某在孕期及孩子出生后的各项支出共计10万元，以及与自己妻子同居生子给自己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

朱某辩称，自己并不是故意非法与汤某同居，自己也是被骗的。因此，不存在说故意给董某造成精神损害。至于孩子相关的费用问题，因为自己仅见过孩子一面，且这些都因汤某不道德的行为所致，理应由汤某承担。

这一次，董某的诉求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不是自己的孩子，当然就没有义务支付费用。

而朱某的辩解显然是无理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孩子是他的。作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其与生母汤某二人对孩子负有法定的义务。并不因为朱某不知晓，就能免除对孩子的义务。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权利。

基于此，对于董某替其为孩子支出的费用，朱某有义务返还。

但是对于孩子的支出，朱某与汤某都有承担的义务。所以，对于朱某而言需要承担一半的责任。

董某主张花费10万元费用，但未能拿出费用相关证据，故而只能根据正常水平来计算。最终法院判决朱某支付董某垫付的孕期费用、生产费用、财产损失的一半，共计17527元。

另一半应由汤某承担，但董某未与汤某离婚，财产尚属共同所有，法院无法对此作出分割。

至于董某所提的精神损失赔偿，既然否定了朱某故意重婚，也就不存在故意造成对董某的人格权利的侵害。法院当然不予支持。

董某作为婚姻受害的一方，固然让人同情。但是其显然搞错了伤害他真正对象。

这场闹剧中，真正重婚的是他的妻子汤某。因为她作为已婚妇女，明知自己婚姻存续，又与他人已夫妻名义同居，构成事实重婚。董某真想追究刑事责任，更应该追究汤某的重婚责任。

至于董某主张的损失费用的另一半，当然也应由汤某承担。但因财产共有，董某在未提出离婚的情况下，又二人自己解决为好。

而真正应当给付董某精神损失费的也应当是汤某。汤某怀他人子，让董某负担，侵犯了其人格权。但是因为二人没有离婚，董某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并不会获得法院支持。

你认为董某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