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政府应坚守公平正义，将人民看成价值的存在，看成“实词”的存在，维护好、发展好公民权利，将公民所应享有的各种权利“打包入户”，让每个孩子都沐浴着权利的阳光雨露。因为，只有生活在阳光下的孩子，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才能真正拥有未来。

50岁的张冶军是株洲本地微博达人，推动并见证“黑户”洗白（记者 张媛 实习生 易汗文 摄）

张冶军为“黑户”洗白写的一条微信 （记者 张媛 实习生 易汗文 摄）

公安部部署解决全国“黑户”户口登记问题之前

株洲网络达人曾向公安部领导提建议：应为“黑户”无条件上户

“坚冰正在融化！”这是株洲市民张冶军在获悉公安部部署解决全国“黑户”户口登记问题后的第一反应。这一政策公布于2015年11月，而就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公安部调研组来湖南调研时，一直关注“黑户”问题的张冶军抓住机会，向调研组陈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

在那次调研会上，张冶军作了20分钟的发言。虽然无法知晓他的发言与政策最终出台是否有关系，但在张冶军的印象中，当时公安部以及省厅的相关领导听得很认真，有的还做了笔记。

今年50岁的张冶军，是一名株洲本土网络大V，新浪微博名为“张冶0003”，拥有粉丝近9万人。现在，在简介里，他把“给中国超生黑户孩子无条件上户口建议人”放在了第一位。近日，他向我们回顾了这一段经历。

因“粉丝”求助而关注“黑户”问题

张冶军有着运动员的身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采访那天，他说早上从天元区的市体育中心出发，沿着以二桥、五桥连接湘江两岸构成的环形跑了一圈，共跑了10多公里。他酷爱长跑，喜欢这项运动对耐力及坚持的考验。

2012年开微博后的公益之路，被张冶军称为另一种长跑。他出生于本地铁路职工家庭，在北方读大学并工作过，1992年考回株洲广电系统工作20多年，之后专注于做微博等自媒体。他利用微博平台致力于社会公益，逐渐积攒了不少人气。2014年，他倡议发起“给环卫工提供免费午餐”公益活动，逐渐在株洲、长沙、重庆等城市变成现实。

去年3月，一名“粉丝”向他求助，说自己有超生的孩子要读幼儿园了，还没上户口，如果给孩子登记户口，要交几万元的“超生”罚款。

张冶军说，他了解到公安部曾有文件规定，公安机关可以为“超生”孩子上户口，但要把相关信息提供给计生部门。他去市公安局咨询后，将情况反映给该局，使得那名“粉丝”在未交罚款的情况下给孩子上了户，能去读幼儿园了。

张冶军在微博里把这事一说，收到的回馈令他吃惊：陆续有几十人向他诉说给超生孩子上户的难处，甚至有些还是江西等外地的粉丝。“我以前不知道，以为是个很小的群体，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同时他意识到，没户口的“超生”孩子，可能一出生就被剥夺了求学等基本人权。从那以后，他开始在微博平台上呼吁，希望给全国各地的“超生”孩子无条件登记户口。

向公安部领导建言：为“黑户”无条件上户

除了微博达人，张冶军还有一个身份是市公安局的社会监督员。他2013年被选做社会监督员，今年将届满。

去年10月，公安部调研组曾到湖南调研，株洲作为其中一站，组织了基层公安汇报会及监督员建议座谈会。张冶军说，调研组组长是公安部原政治部副主任王亚茹，在那次小型的座谈会上，他主动抓住机会，作为监督员提了建议。

张冶军回忆，那次发言约20分钟，他指出，超生“黑户”孩子无辜被剥夺了基本人权，他建议给全国“黑户”孩子无条件上户口，无论“黑户”是否交纳社会抚养费。发言中，他提到我市公安机关在实际操作时，已将登记户口与计生罚款脱钩，这种做法值得向其他地方推广。在张冶军的印象中，公安部以及省厅的相关领导认真听了他的建议，有的还专门做了笔记。

去年11月，公安部召开相关会议，部署安排落实解决全国“黑户”的户口登记问题。12月，中央提出“把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等新政策。

“坚冰正在融化”，张冶军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获得消息后的感受。他说，现在跟他反映给超生孩子上户难的网友越来越少，便是一个直观的佐证。回想那次发言，他说自己“幸运地抓住了机会”，让他的建议能被公安部领导听到。

对话张冶军：网络意见人士要做社会进步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记者：是什么让您一直关注超生“黑户”，并呼吁无条件给新生儿上户？

张冶军：我关注这个问题并做出呼吁的原因不止一个。

首先，是为了孩子。不管计划生育政策或父母的行为如何，孩子始终是没有错的。这些鲜活生命的存在已经是既成事实，他们的生存权、公民权益就要给予承认与保障。父母违反计生法规，为什么要让无辜的孩子承担苦果？如果不给这些孩子上户，他们的一生不就差不多毁了吗？

其次是无条件给新生儿上户，可去除部分滋生腐败的空间。为了能给超生的孩子上户口，一些“聪明人”给权力部门人员塞钱开后门。这些钱没有进入财政，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却变成一小部分人的小金库，而国家政策反倒成了他们敛财的理由。给超生孩子零门槛上户，能斩断这部分“黑手”。

记者：您曾建议计生罚款与登记户口不再挂钩，可登记了户口，交不起社会抚养费怎么办？

张冶军：上户是上户，罚款是罚款，计生罚款与登记户口脱钩，能免除荒谬地摊在孩子身上的枷锁，让他们拥有平等成长与发展的权利。至于计生部门对“超生”父母收取社会抚养费，并不必然要与孩子上户进行捆绑。其实在我国有些地方已经有了一些设想，计生部门可通过法院对违反计生法规的父母强制执行收取社会抚养费；另外，也可逐步完善诚信体系，把不交社会抚养费行为纳入个人诚信档案，以此对违反计生法的行为形成约束。

记者：我注意到近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主办、人民网等媒体承办的“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评选中，您是候选人之一。您可以谈谈这些年做网络大V的体会吗？这些年在网络上，您既做过公益活动，也批评过政府问题，您可以谈谈做“网络大V”的体会吗？

张冶军：网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之一 。网络意见人士要做社会进步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不能只做为看客就“键盘侠”。对政府部门工作，好的要点赞鼓励，不足的要批评建议。

这几年，我写了很多宣传株洲、展示株洲和谐发展的微博被国内许多媒体转载，传递了正能量，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也有不少被采纳。比如株洲市机关对外办事窗口，如国土、房产、公积金等部门，以前周五下午不对百姓提供窗口服务，我和政协委员李蓓向株洲市主管部门反映后，得到市领导重视，很快改进，现在株洲所有窗口周五下午都对百姓开放了。

网络大v，影响越大，责任越大。一个有责任心的意见人士，必须铭记这点。（记者 李军）

一个超生儿的“黑户”17年

为了生他，母亲躲在“黑屋子”里数月待产

他出生后又被辗转寄养，父母只敢深夜来探望

李阳的童年充满了“动荡”，照片里面都很少有父母出现（受访者供图）

搬到县城多年，李阳每年回老家祭祖，都会去奶奶家的旧房子看上一眼，奶奶虽在11年前已经逝世，但她在1987年的冬天，遵循着农村重男轻女的老旧观念，避免了他死于腹胎，后来又用老人的慈祥和母爱，养大了他的童年。

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李阳年少时的大部分记忆，在纷乱的“躲避”生涯中被冲击得四分五裂。而在母亲、自己、父亲相继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后，这个家庭才终于得到了团圆。

母亲再次怀孕后避免被发现

躲在娘家的黑屋子里数月待产

1987年冬季，距离攸县县城3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煤矿的开挖热闹起来。

年关将近，本该喜气洋洋，村中的李建国一家却有种莫名的压抑，夫妻均是村中小学的在编教师，李建国还是校长，从事着当时村民梦寐以求的安稳职业。

他们有一个女儿，已经六岁。如今，又怀胎3月的周萍让这个家庭陷入左右为难的抉择中。

在当时，新增人口快速增长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带来极大压力的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被各级政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成为最严格的监管对象。

夫妻俩近乎崩溃下做出了决定：为了避免丢掉工作，孩子不能来在世上。

李建国约好了村中的拉煤车，捎他和妻子一程去县里医院流产。不想出门之时，住在一公里山上的母亲，踉跄着奔下山来，以少有的威严和决心把他们拦了下来，“不许去医院，万一孩子是个男孩呢？”

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着这个在村子呆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儿子没给家里传续香火，再好的工作在村子都抬不起头。

老人的决定让周萍开启了漫长的躲避之路。

怀胎7月时，周萍鼓起的肚子日益明显，为了怕被人发现，她跟学校请了长假，说去北京看病。

呆家里容易被人发现，周萍躲回了娘家，藏在一个四周封闭的老屋子里，房子是破旧的杂物房，没有阳光，空气从少有的缝隙吸取，村子串门频繁，她要等到半夜才敢出门透气。有一次客人要进去拿东西，她就在厕所里蹲了几个小时。

出生后被寄养在邻县陌生农户家

每隔半个月，父母只能在晚上来看一次

黑暗中渡度过了3个月终于等到了孩子的诞生，但躲避并没有结束——只是这次轮到了刚出生的儿子李阳。村子里呆不下去，周萍夫妇想过送到亲戚家寄养，但亲戚大多在农村，无缘无故多了个小孩，在当时“抓超生”的大背景下也难以遮掩。

为了隐蔽，周萍和丈夫商量把孩子送到更偏僻的山里去，李建国抱着儿子，跋山涉水，穿了几个县找到了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的家庭。

李建国抱着儿子在荒凉的山顶坐着，心中莫名的难受。山上太穷太偏僻了，荒无人烟，买盐买醋还要跑去几十里的镇上，把身上的烟抽完，又抱着孩子回了岳母娘家。

幸运的是，没几天，托的亲戚找到了邻县的一户农家当奶娘，奶娘刚出生的儿子意外死亡，李阳住进去可以很好的掩饰。

请奶娘并不便宜，周萍每个月要支付60块钱，当时她的工资也就几十块。“我们给这么高的价钱，就是希望她能对孩子好些。”

当时奶娘已快断奶，因为吃不到母乳，李阳长期缺营养，头大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这样的体质影响了他一辈子。

李建国夫妻每隔半个月去看儿子一次。两人天白天要教书，也为了不被发现，只能选择夜深人静之时出发。当时交通不发达，只好坐上拉煤的车子，再步行一段时间赶到奶娘家。

周萍说，“每次夜深到，他已经睡着了，我们呆个十几分钟就回去，就是为了看他一眼，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回到学校天已亮，二人通宵未睡，又去上课。

一岁后以煤矿工人孩子的身份回到奶奶家

5岁时，又以收养的名义回到了自己家

儿子快一岁时，周萍把他抱回寄养在他奶奶家，除了奶奶和同住的四叔，甚至许多亲戚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外面来人时，总会问起这个小孩是谁，四叔就会回答，是煤矿工人寄养在这里的，李建国和周萍只能带着女儿偷偷去看。

有一次，李阳突然生病昏厥，周萍心急如焚把村里的医生叫了过来，医生见孩子陌生就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周萍低着头说是小姑的孩子。

李阳单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奶奶家条件不好，他又顽皮，因此在村子许多人眼里，这是个野生野养的孩子，受尽了蔑视和排斥。李阳最好玩伴是年长许多的四叔——一个对音乐疯狂的农村文艺青年。李阳记得，为了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一贫如洗的四叔倾尽家产买了一台当时时髦的卡拉OK放家里，每天都练歌。四叔年近四十才结婚，女方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四叔养活一家人已是够呛，再没要自己的孩子。

看见儿子在眼前却不能相认，还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周萍心里难受，在李阳五岁那年，冒着风险以收养的名义把他带回了家。

回家之后李阳完全没有认同感。周萍说，“在奶奶家经常尿床，回家之后却不敢尿床，觉得这不是他家，因此做什么都很小心。”

当高考来临时，他必须洗白“黑户”

父亲放弃官职，把儿子的名字加到了户口簿上

儿子李阳幼年时，户口簿还不算重要，加上李建国是校长，所以李阳上小学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到李阳读初中时，李建国已经调到县里任职，在县里有了比较深的人脉，李阳也很顺利的完成了初中学业。

或许妻子与儿子均经历过了磨难，这次该轮到了李建国。2003年，李阳进入邻县更好的一中就读，这超出了李建国的能力关系范围。2005年，已经高二的李阳即将面临着高考，身份证必须要尽快办理。

在老家几百户人家的村子里，李建国是典型的第一代通过读书、跳出龙门在县城安身立命的穷人。李建国是村里的骄傲。

李建国最终放弃了这份骄傲。2005年的一个夏天，他把儿子“李阳”两个字，加到了家里的户口簿上，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了教委主任的职务，回到了熟悉了几十年的岗位，继续担任着小学校长。

儿子李阳没有让他失望，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沙理工大学。

如今回忆起这一切的经历，一家人仍然唏嘘不已。李阳总是想，如果不是“黑户”，自己或许会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父亲或许也将有更大的抱负。（记者 赵露）

“被国家抛弃后，幸运未被命运抛弃”

出生即成“黑户”，她庆幸被寄养后遇到了善待自己的人，才得以未因“被抛弃”而心生怨恨，走上自暴自弃路

刘淑讲述着自己的“黑户”历程（记者 张媛 实习生 易汗文 摄）

“总感觉自己是个客人，东西也不敢乱动。”刘淑忆及7岁时终于被亲生父母接回家住，依然记得起初的疏离与谨小慎微，尽管，那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

被接回家之前，刘淑住在大姨家，养在大姨家，以为大姨是她亲生妈妈，却不知那是她6年的“黑户生涯”。当她得知因“超生”而被寄养在大姨家的真相，她很少去怨天尤人，而是以此为动力自强向上，成为父亲家乡第一个女研究生。“谁说女子不如男？”她说，她就是想证明这种观念是不公平的。

超生的她

刘淑现在在天元区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虽然个头不高，但一袭蓝色长外衣，一双黑色高筒皮靴的着装，让她透着一股自信与干练。

作为“被超生”的女儿，刘淑还有两个姐姐，分别大她5岁与3岁。她说那时的规定是，第一个生的是女孩的话，允许再生一个。可刘淑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看到，两个都是女儿时，毅然决定冒险偷偷再生一个。这个决定，促使了刘淑来到了人间。

刘淑的父亲刘恒那么想生儿子，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他出生于天元区雷打石镇的一个乡村，在石峰区工厂上班，他是家中长子，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母亲生到了40岁，他去参军的时候，最小的弟弟还在母亲怀里抱着。

作为长子，刘恒最早结婚生子，也被寄予了传宗接代的厚望。但接连生下两个女儿的现实，让他难以面对父母抱孙子的期待。说起来的奇怪，父亲六个兄弟姐妹，在刘淑之前出生的也全是女孩。

刘恒为满足父母心愿，和妻子商量再生。1984年，刘淑的母亲怀上了她，由于交不起罚款，她在湘潭的姐姐家躲了几个月。生下刘淑一个月后，母亲就回了株洲，留下她在大姨家寄养。

被“寄养”的她

刘淑的大姨在湘潭一个农村，村里有几十户人家，出门就能看见田地，也不乏小伙伴跑来跑去玩耍。

大姨本来就有一儿一女，表哥大她10多岁，表姐比刘淑大8岁。刘淑说，她在大姨家的6年，其实过得很开心。大姨从小就给了她很多关爱，“好吃的东西，好看的衣服，我想要的她都会给我买。”

在大姨家时，刘淑的父母也会来看她，甚至将她带回株洲待几天。回到株洲时，刘淑的父母对别人说，那是她姐姐的女儿，是过来玩几天的。

彼时严查“超生”的氛围，也给年幼的刘淑留下了印象。据她回忆，五六岁时的一个深夜，三四个村干部忽然来“砰砰”敲门找人。原来，大姨的一个妯娌有段时间没在家，村干部怀疑生过一个女儿的她又怀上了，并躲在某个亲友家生二胎，这才来敲门询问。

那一夜，没找到人的村干部很快就离开了，他们不会知道刘淑不仅是一个超生的孩子，而且还将他们的造访记入了脑海。

没有户口的她

当刘淑快7岁时，读书上学成了迫切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户口当然是不行的。为此，父母将刘淑带回株洲，交纳600多元的罚款，给她办理了户口。刘淑说，当时她父亲的工资每月才几十元，为她办户口几乎花费父亲一年的工资。

在大姨家寄养6年后，刘淑被接回家一开始并不适应。刘淑依然记得，回家的第一天，父母去上班，两个姐姐去上学，而她独自待在空荡的房间，看着整洁的床铺不敢摊开去睡一会，“总感觉自己是客人，弄乱了东西不好。”

刘淑说，她会奇怪为什么自己会有两个爸妈和两个家。大姨家是有四五间屋子的平顶房，而城区的家是约50平米的单位职工房，父母一间，她和两个姐姐一间，整洁而略显拥挤。

融入“新家”有一个过程，而她父母忙于工作，没有过多时间顾及她的心思。和两个姐姐的感情也是逐渐才培养起来的。一到寒暑假，她还是喜欢回到乡下的大姨家，那里有熟悉的家庭氛围，更有儿时的小伙伴陪她玩耍。刘淑至今认为，夏天和那些玩伴在河里钓虾是她幼时最开心的记忆。

要强的她

对于自己出生后的6年“黑户”生涯，刘淑并不忌讳谈论，显得相当开朗。她说，因为大姨一家与亲生父母都很爱自己，她的怨恨情绪不多，即使有些拌嘴，也是半开玩笑性质的。有一次母亲忽然看着她说，为什么她比两个姐姐矮，她就顶回去说，她只喝过母亲一个月的奶，肯定长不高啊。

有的时候，刘淑也会跟乡下的奶奶抱怨，是个女孩又不是她的错，凭什么就不重视她，还把她送到别人家寄养？刘淑记得，奶奶当时长叹一声说，在农村里，男孩有力气能干活，还能起“养儿防老”的作用，女孩相比之下就不行了。

或许正是在这种刺激下，刘淑在学校读书都比较用功，“我就是想证明女孩不比男孩差，男孩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最终，刘淑考上了研究生，不仅是她家里，也是父亲村里那时出的第一个拥有研究生文凭的人。这在给父母脸上增光的同时，也让她有了更多自信。

刘淑说，在福建某高校读研时，挺多同学都跟她分享过家乡“黑户”的故事。同学告诉她，他们也见过不少被父母送到别人家寄养的人，由于那段经历，那些人大多会怨恨亲生父母，也难再融入寄养的家庭，从此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现在讲起这些，她更感自己是幸运的，“在一度被国家抛弃后，幸运未被命运抛弃，遇到了善待自己的人”。（记者 李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用化名）

株洲“黑户”知多少

株洲已实现户口登记与计生脱钩，去年为2万余“黑户”摘帽

“黑户”中超过50%是超生人员，目前还剩近1万“黑户”

昨日，泰山派出所，市民正在户籍办证大厅处理相关事宜。（记者 汪成摄）

无户口卡（常住人口登记卡）、无身份证，因此也被剥夺求学及就业等基本权益，这个群体被称为“黑户”。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约有“黑户”1300万，占总人口1%，已影响社会公平、和谐。为此，去年底至今，我国出台相关政策解决全国“黑户”上户问题。

那么株洲有多少“黑户”？我市在解决“黑户”登记问题方面做得如何？目前还面临着什么难题？

我市“黑户”总数是3万多人

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黑户”近3万人，半数以上是因为“超生”，而且一般是生二胎，三胎及以上的较少。此外，未及时给孩子上户、构成“事实收养”却没给孩子登记，也占据了较大比例，但无法确定具体人数。因父母未婚生育、档案遗失产生的“黑户”也有，可数量很少。

对于未及时给孩子上户的情况，该负责人提到之前的一次统计，他说，我市2005年出生的孩子，从2006年至今每年都有人陆续来登记户口，当年上户的仅占10%左右。

去年11月21日，公安部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切实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切实落实无户口人员落户政策，着力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而上述负责人介绍，我市10多年前就已意识到“黑户”问题，并在给予登记方面做了探索，约在3年前，我市率先实现“零门槛”、不收额外费用登记，走在了全省前列。但真正基本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得益于国家户籍制度改革与具体的政策“东风”。

去年，我市为约2万名“黑户”摘帽，让他们从此能享有最基本的权益，“黑户”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剩下的“黑户”不到1万，“绝大部分应该很快就能顺利登记上户。”

我市已实现户口登记与计生脱钩

基层派出所不给登记户口，市公安局将启动问责

在解决“黑户”问题上收效如此明显，有多方面的原因。上述负责人介绍，在市里重视下，我市对于新生儿上户问题，以“只要符合法定上户条件，一律上户”为原则，坚决与社会抚养费脱钩。

父母给新生儿上户口无需准生证，只要带上孩子的医学出生证明，夫妻各自身份证、户口本及相关证件的复印件，即可去派出所登记，不需要缴纳其他额外费用。

在医疗机构未能覆盖的较偏远地区，孩子一般在家出生并无医学出生证明。该负责人介绍，为提高信息准确性、也减轻这部分较贫困孩子的上户问题，我市公安机关已争取到由政府出资、公安机关免费提供亲子鉴定的可能。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这是一个挺大的实惠。而该负责人透露，方案处于相关领导签发阶段，今年上半年或有可能推行。

会不会存在有人符合相关条件，但基层派出所因其未交计生罚款不给上户的情况？

该负责人回答说，这几乎不可能，而近年也确实没有发生过。原因在于，对于户口登记与计生脱钩的要求，我市公安机关实行三级问责制，基层派出所不给登记的，可到县公安局办，县公安局不给办的，可到市公安局来登记户口。而为市民办好户口之后，立即就会向下启动问责并做出相应惩处。

14岁以上被收养者上户仍是难题

该负责人说，被收养的“黑户”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情况相对复杂。

收养捡来的孩子、接受亲戚超生的孩子过继等，这些民间收养已构成事实收养，但没办理正规的收养手续而直接收养的这些行为，都是不合法的。按相关规定，公民捡到弃婴，一律应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并予以公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由公安部门送交当地社会福利机构或民政部门指定的机构抚养。

要给这类孩子办户口，首先要证明孩子的来源合法，“排除收养者实际是拐卖孩子，或被收养的孩子是外国人这两种情况”，然后再到民政部门办理正规的收养关系手续。有了这些手续，收养人再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等相关资料，即可给孩子上户。

但棘手之处在于，一部分孩子卡在了14岁这个关键点。

据1999年颁布的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等情况下，可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14周岁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孩子超过14岁，就不能被其收养，民政部门也不会开具收养证明。

这部分人怎么上户？该负责人无奈地说，就目前而言，无法给这部分孩子上户，公安机关及民政部门只能按相关法律法规办事，现行收养法这样规定，他们不能超越法规擅自给这部分人上户口。

该负责人说，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或许可行：一是全国人大对现行《收养法》的相关法律条文做出明确解释，为那部分被收养的孩子顺利上户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全国人大对现行《收养法》再次做出相关修改。“我们和大家一样，只能耐心等待改变发生。”

生活在阳光下的孩子才有未来

人是“物化”存在的同时，更是“价值”存在，人的权利、尊严和幸福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政府应坚守公平正义，将人民看成价值的存在，看成“实词”的存在，维护好、发展好公民权利，让每个人都沐浴到权利的阳光雨露。

“独生子女”时代，全国产生了大量没有进行户籍登记的中国公民（俗称“黑户”）。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黑户”约为1300万，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其中大部分都是因超生无法上缴社会抚养费，政府拒绝上户口而产生。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切实落实“黑户”人员的落户政策，着力解决“黑户”人员的户口登记问题，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常住户口的合法权益，被提上了当前政府的工作议程。

在为“黑户”摘帽的过程中，株洲市政府已早着先鞭。早在3年前，株洲市政府率先实现“零门槛”户口登记，走在了全省前列。去年，株洲市政府已为全市2万余“黑户”摘了帽，这种心系百姓、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值得点赞的！

依法登记户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这种基本人权的缺失，使得每个“黑户”只能像影子一样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公民身份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失去了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资格，甚至连自身困难与诉求的表达，都成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盲点，生活举步维艰，因而为这些“黑户”的人生抹上浓厚的阴影。本报报道中，超生儿刘淑在两个家庭中的辗转人生和李阳一家的宛如“纷乱的逃难”般的生活涯，就是千万个“黑户”人生的缩影。不过，比其他“黑户”幸运的是，刘淑父亲在缴纳超生罚款后，为刘淑登上了户口。刘淑得以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研究生。而李阳，最终也得以凭借他父亲的“牺牲”，解决了户口，考上了大学，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黑户”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把人看做是“物化”存在的思维。政府管理部门将人设想为“理性化”的经济存在，将上户口与计生政策挂钩，要求父母为超生子女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用，然后才能让孩子享受法律所规定的户口登记权利。反之，则剥夺孩子的法律权利，使之沦为“黑户”。相关管理部门相信：通过这样的经济理性政策，能够有效遏制人口增长，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容否认，这种经济至上的管理思维，有它合理的一面，但它忽视了人是“物化”存在的同时，他还是“价值”存在，人的权利、尊严和幸福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人只有以“实词”存在，而不是以“虚词”存在的时候，他才是有尊严的，才是最具幸福感的。在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改革评价的新标准：“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获得感”既包括了物质获得感，也包括了权利、尊严和幸福等价值获得感的。

孩子代表着祖国的未来，胡适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要考察三点，一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子；二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女人，三是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保障公民的户籍登记权，全面清除户口登记的“路障”，切断户籍登记与各种利益之间的关联，解决“黑户”历史遗留问题，让“黑户”群体“守得云开见月明”，是政府送出权利大礼包的第一步。更进一步，政府应坚守公平正义，将人民看成价值的存在，看成“实词”的存在，维护好、发展好公民权利，将公民所应享有的各种权利“打包入户”，让每个孩子都沐浴着权利的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因为，只有生活在阳光下的孩子，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才能真正拥有未来。

阳海洪（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新闻系主任）